每次回老家，都刻意在村里或周围走一走，希望能发现一些当初的痕迹。很遗憾，变化太大了，一些情景只能留在记忆中，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显现出来，很遥远，却又很清晰。小时候，没有零食的概念。一日三餐，能吃饱，但不保证质量。嘴，是吃东西的器官，在老家，某个特定语境下，又是零食的指代，“这孩子长得不错，就是有点吃嘴”，“这老人看孩子可娇了，家里零嘴从没断过”，这里的嘴，就是零食意思，特指一日三餐之外的其他能吃的东西。当时生活不好，吃嘴也是一个贬义词。但是，作为孩子，吃是本能，吃嘴更是天性。每次，跟着姥爷去赶集，最大的诱惑莫过于一根油条，一块火烧，当时，炒熟的长果（花生），也是诱人的零嘴，有的老人走亲戚，带的礼物可能就是两毛钱的焦长果。集上有挎着篮子卖熟长果的，一毛钱一两是多年不变的价格。孩子们手里有一分二分的硬币，也可以拿去买，卖长果的就随手抓几个放到孩子们张开的手里。当时，总觉得那人给的少，却又不会上前理论，就在远处喊，“焦长果，大把抓，不抓俩，就抓仨，爹嫌少，儿再搭”，喊完看看卖长果的，人家根本不搭理我们，我们就心满意足，好像自己立马长了一个辈分，感觉占了天大的便宜，一分钱应该给三颗或四颗长果，也就不计较了。还有一样零嘴，比长果更受欢迎，那就是炒葵花籽。葵花籽太文雅，只能出现在书本上，在老家的语言中，被称为昭昭葵。昭昭葵同长果一样，也是一毛钱一两的价格，数量却比长果多得多，买一两就可以吃一整天，也就成了买零嘴的首选。大老猫是村东姓高的一个老头的外号，卖昭昭葵是他的营生。当时，集头上，戏园子里，甚至发丧的场合，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。拉着一个平板车，车上摆着他的宝贝，一大堆昭昭葵，一小堆焦长果，一把破旧的带铜盘杆秤，车前搭着一条长凳，到了人多的地方，他就停下来，用长凳把车子支好，自己坐在车把上张罗生意。戏园子里应该是他最愿意去的地方，每次唱戏，戏园子里的人都是满满的，他的生意也格外好，有时候都带着干粮和提灯，从早上一直守到晚上煞戏。曾经多次看他卖昭昭葵，都是买一毛钱的，很少有人买两毛钱的。上初中后，学习吃紧，我去戏园子的机会就少了。有次周末，正赶上戏园子唱戏，禁不住热闹的诱惑，我去看戏了，大老猫还在那里卖昭昭葵，一人来买，扔下了一毛钱，老猫对那人说，“先说下，这会的昭昭葵涨价了，一毛钱七钱了，还要不？”，那人点头同意后，大老猫才秤了一些给他。完后，大老猫对着周围的人说，“昭昭葵价格涨了一勾，涨价了没办法，不说明，还以为你少给了他”。八三年左右，代销点里突然兴起了鸡汤五香瓜子，两毛钱一包，用透明的塑料纸包着，上面印着红色的大公鸡，下面有一行字：鸡汤五香瓜子。这包装“精美”的鸡汤瓜子，曾让我怀念，以致于今天想起来，还是唇齿留香，在我们嘴里，也不再叫做昭昭葵，而是被正式叫做瓜子了。那个年代，农村家家生活困难，孩子们没有零花钱，即使有，也是二分、五分，谁有个一毛钱、两毛钱的，就高兴得很。零花钱来之不易，当然不舍得花，对于我来说，不但想吃点这五香瓜子，还想到星期天时，跑到集上，租二分钱一本的小人书看呢。小时候的我，也吃嘴，卖几回破烂攒两毛钱，也会抑制不住买瓜子。记忆里，这种鸡汤五香瓜子，没有普通昭昭葵那样的褐色外皮，干干净净的，味道那真叫一个好吃，香香脆脆的，丢一粒放入嘴里，就满嘴生香，轻轻用牙尖一磕，瓜子的皮和仁就立即分离，小心把瓜子仁嚼碎咽下去，再把那瓜子皮儿，用舌尖使劲吸允几下，再用牙嚼碎，把那满满的五香味儿都吸收到嘴里肚里，才舍得吐掉。买了瓜子，欢天喜地去上学，一路走，一路吃。同行的伙伴，自然也不能亏待，还得彰显自己的大方，于是，倒出一小把，给这个一撮，给那个一撮，大家一句欢笑，幸福同行。在课堂上，馋劲上来了，就用书挡了脸，偷偷吃上几粒。有时候，课堂上陡然的寂静里，我偷吃瓜子时的磕皮声就会很响亮，惹得老师四下观望，想知道哪个同学不好好听课，在底下搞小动作。后来，生活好了，瓜子多了，能随便吃了，却又觉得不香了。现在的恰恰，真心，沙土，良选，毛嗑，品牌多多，无论是是百煮还是焦糖，还是原味，都吃不出原来鸡汤瓜子的味道了。笔架博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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