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作人与鲁迅

寄居北京，最大的恨事是吃不到一口好点心。

最大的问题是硬，无论是勒特条还是缸炉，都需要一副好牙口；至于半斤重的翻毛月饼，简直更像是防身武器，月黑风高路遇歹徒，随手一扔，不砸死，也砸晕。马三立先生的相声里说得最贴切：汽车把桃酥压进了沥青马路，用棍子撬，没撬动，棍子却折了。幸亏买了中果条，用它一撬，桃酥出来了。

其次是干。北京的点心，所用多为牛油，为的是善于保存。点心到手，如江南的橘红糕、绿豆糕那样的油润是见不到的，吃时必要就茶，否则一团面粉哽在喉咙里，真是五内俱焚。还要提防点心屑，庭前洋洋洒洒，过后只便宜了蟑螂。

可偏偏北京的饽饽铺是气派的，如同王世襄先生回忆的那样：

字号多以斋名，金匾大字，铺面装修极为考究，如果不是牌楼高耸，挑头远眺，就是屋顶三面曲尺栏杆，下有镂刻很精的挂檐板，用卷草、番莲、螭龙、花鸟等作纹饰，悬挂着“大小八件”、“百果花糕”、“中秋月饼”、“八宝南糖”等招幌。从金碧辉煌、细雕巧琢的铺面，已经使人联想到店内的糕点也一定是精心制作，味佳色美的。老饽饽铺还有一个特点，即店内不设货品柜、玻璃橱，因而连一块点心也看不到。以当年开设在东四八条口外的瑞芳斋为例，三间门面，店堂颇深，糕点都放在朱漆木箱内，贴着后墙一字儿排开。箱盖虽有竿支起，唯箱深壁高，距柜台又有一两丈远，顾客即使踮起脚也看不到糕点的踪影，只能“隔山买老牛”，说出名称，任凭店伙去取。

饽饽铺再豪华，热爱北京点心的王先生在晚年都不得不感慨，“北京的中式糕点，60年代以来真是每况愈下”，要吃一口正宗的奶油萨其马，都恐怕要“他生未卜此生休”。

王先生不知道，这种对于北京点心的怨气简直持续了一百年，到京郊登高一望，便可见一团愁云，多半都是对北京点心的控诉，仔细一听，基本都是江南方言—对一个南方人来说，点心简直是比米饭更重要的命脉，饭可以不吃，点心匣子却是常年要准备齐全的。在这群江南抗议人士中，最响亮的名字是周作人。

年，周作人便开始抱怨：“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之久，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，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，即以茶食而论，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。固然我们对于北京的情形不甚熟悉，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，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，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……”他对于南北点心的分类，有自己的独到见解：“北方的点心历史古，南方的历史新，古者可能还有唐宋遗制，新的只是明朝中叶吧。点心铺招牌上有常用的两句话，我想借来用在这里，似乎也还适当，北方可以称为‘官礼茶食’，南方则是‘嘉湖细点’。”“官礼茶食”是历代相承的，即使时势转变，点心上发生了新品种，“一切仪式都是守旧的，不轻易容许改变”；江南地区的商业在明时发达，“那里官绅富豪生活奢侈”，茶食一类也就发达起来，所谓“细点”，如是。

不管粗细，周作人和鲁迅兄弟对于点心的热爱，是毋庸置疑的。这种热爱似乎可以追溯到在日本的留学岁月。他们共同的文学偶像是当时的著名作家夏目漱石（就是现在千元日币上印着的那位先生），夏目漱石的胃不好，却偏偏热爱红豆年糕这样难以消化的甜食，夏目的妻子曾经回忆，为了让丈夫忌口，她经常把家里的羊羹等甜食藏起来，可是每次丈夫一回家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翻箱倒柜，这种“侦察与反侦察”的活动，贯穿着夏目的大半生。

周氏兄弟作为夏目漱石的脑残粉，便忠实地模仿夏目的所有举动，他们租住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子，也热爱吃夏目漱石爱吃的点心。周作人一直念叨着“本乡三丁目的藤村制的栗馒头与羊羹是比较名贵的，虽是豆米的成品，那优雅的形色，朴素的味道，很合于茶食的资格，各色的羊羹大有特殊的风味”。

“羊羹”这名称，和羊肉毫无关系，是用小豆做成馅，加糖凝结成块，切成长条，在日本算是贵重的点心。芥川龙之介讨厌羊羹，据说是因为“羊羹”两个字长得很恶心，就好像会长出毛一样。根据周作人的考证，羊羹在中国原本叫做羊肝饼，因为饼的颜色很像羊肝，传到日本，便讹传成为羊羹。

周作人爱羊羹，哥哥鲁迅也不例外。他一有零钱，便会去买藤村家的羊羹，藤村家的羊羹是文人们的最爱，扎堆儿住在本乡一带的文艺青年，笔下常常出现“藤村羊羹”，这当中当然也包括夏目漱石，他最喜欢藤村家那种紫出于蓝而胜于蓝的“藤色”羊羹：

在所有糕饼中，我最爱羊羹。即使并不想吃，光是那表面的光滑、致密且呈半透明受光的模样，怎么看都称得上是一件美术品。尤其是泛蓝的熬炼方式，犹如玉和寿山石的混种，令人感到十分舒服。盛在青瓷皿中的蓝色羊羹，宛如方从青瓷皿中出生一般的光滑匀润，教人不禁想伸手抚摸。（夏目漱石《草地》）

不过，点心和偶像比起来，显然还是点心更重要。周氏兄弟很快搬离了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子，因为房租增加了许多，便不能再去青木堂吃牛奶果子露了。何况羊羹虽然是日本的好，终究也是中国的产物。

比起周作人的挑剔，鲁迅对北京的点心显然宽容很多。在《鲁迅日记》中，前后有十几次在稻香村购物的记载：“年9月25日，阴历中秋也。见圆月寒光皎然，如故乡焉，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。至稻香村买食物三品。”“年5月3日，过稻香村买饼干一元。”稻香村在当时算是南货食品店，卖的多半也是仿制的南方点心。

在真正的北京点心中，鲁迅最喜欢吃“萨其马”。启功先生考证，《清文鉴》中便有此物，释意却非常奇怪—“狗奶子糖蘸”。萨其马用鸡蛋、油脂和面，细切后油炸，再用饴糖、蜂蜜搅拌沁透，故曰“糖蘸”。只是“狗奶子”太让人不解，王世襄先生对这个名词做了考据：“如果真是狗奶，需要多少条狗才够用！原来东北有一种野生浆果，以形似狗奶子得名，最初即用它作萨其马的果料，入关后，逐渐被葡萄干、山楂糕、青梅、瓜子仁等所取代，而狗奶子也鲜为人知了。”

除了萨其马，鲁迅也喜欢白薯切片以鸡蛋和面油炸的点心，这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朱安为他特制的，后来人们便叫这种点心为“鲁迅饼”。不过，即使爱极了这款饱含朱安深情的点心，他还是更喜欢给他写信说明“如何防备蚂蚁夜里来偷吃点心”的许广平。到鲁迅家做客，无论男女，一开始都是打开点心匣请吃点心。但久而久之，鲁迅便发现，男的一来，点心匣子很快被清空，于是不得不差别对待：女生来家里做客，还是请吃点心；要是男生来，点心盒子里的点心便换成一筐花生，这也算是“甜党”鲁迅的一点绅士风度。

年，决裂的哥哥鲁迅已经去世24年，失节的周作人把生命中最大的期待都给予了食物，每星期最令人激动的事情，是收到的朋友们寄来的包裹。

这其中，最多的包裹来自鲍耀明。

认识鲍耀明的人，大概不多罢。但于我而言，却是如雷贯耳。

半世纪之前，他与周作人的通书信，使我们这些后辈，得以有幸一窥周作人先生的晚年生活与思想。

年4月9日，鲍耀明先生在香港去世时，我正在日本出差。站在超市里，手里捏着那包盐煎饼，忽然想起周作人写给鲍耀明的第一封信里的第一个请求：

“欲请费神买盐煎饼一盒。”

那时的知堂老人，因为儿子周丰一被打为“右派”停发工资，只能靠自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翻译的收入，养活一家数口，并周建人前妻羽太芳子。生活窘迫，苦不堪言。

那时的鲍耀明，从东京回到香港，在三井洋行任副总经理。虽然从商，他所热爱者，仍是文学。因此，鲍耀明结识了不少作家，这其中，便包括曹聚仁。根据鲍耀明的回忆，那时“曹聚仁很特别，右派人说他左派人，左派人说他右派人，所以他在香港很不得志。因为我是做生意的，完全没有党派的观念，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，所以我很怕讲政治，反倒跟曹聚仁很谈得来”。（注：鲍耀明：《曹聚仁与我》，载《鲁迅研究月刊》，年第12期。）鲍耀明是热心人，曹聚仁的生活很艰苦，时常向鲍耀明借点钱，每次借款三四百块，有时还钱，多数不还，鲍耀明也不出声。后来，鲍耀明曾笑对曹聚仁的儿子曹景行和女儿曹雷说：“你们的爸爸有很多借条在我这里呢。”

年，新加坡南洋商报社在香港中环旧东亚银行九楼设立驻港办事处，并以“创垦社”的名义，发行不支稿费的同人杂志《热风》。撰稿同人有徐訏、曹聚仁、朱省斋、李微尘、刘以鬯、高伯雨、李辉英等，皆一时之选，写外稿者则有知堂老人周作人。在《热风》同人的一次叙会中，鲍耀明向曹聚仁问起：“不知知堂老人近况如何？”曹聚仁反问：“你是否想认识他？”鲍耀明答：“我正是有这个意思。”曹聚仁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替你写信给他，不过，最好你自己也给他去封信。”

于是，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一个失意的大师开始了长达七年的鱼雁往来。这些书信和同时期周作人的日记，成为了我们研究周作人晚年生活的第一手资料。从他的书信和日记里，可以看到周作人和平凡的普通人无异，他曾为患狂郁症的妻子而生苦恼；因经济的拮据而发牢骚；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痛出售珍藏多年的书籍与文物；为稿费的减少而亲自上门去要求改善；在处境险恶时他又不得不去求助于权贵……

不可思议的是，书信中，他们谈论最多的，不是文学，不是历史，却是食物。因为鲍耀明的帮助，周作人比你们的海淘生涯，可早了大半个世纪，如他信中所说：“身居北平，得食千里外的珍品，深感佳慧。”

一开始，鲍耀明给周作人寄的，还是颇为风雅的清酒、樱干和煎饼，渐渐的，换成更为实用的猪油和白糖，甚至还有十斤糯米（因为周作人想在端午节包粽子）。除了食物，也有药品，比如治疗结核病的常用药雷米封，还有安眠药、胃药等。

那时的海淘环境和现在相比，更加恶劣。鲍耀明和周作人想了很多办法，一一对应。比如，当时规定，每人每月只能收一个海外包裹，鲍耀明让周作人提供了多个名字—除了本人，还有妻子、儿子、儿媳、侄子。信子去世之后，周作人特别告知鲍耀明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再用信子的名字寄包裹了，因为取时需要出示户口本。

为了可以给周作人一次寄尽可能多的东西，鲍耀明动了很多心思。比如一次寄月饼，周作人收到时，惊喜地发现“虽罐已磕瘪，而内容无损，又蒙费心用砂糖衬垫，更保证完全”。

有段时间，香港报纸传言，包裹只可以寄国内紧缺品，味精有国产货，不许进口。因为周作人点名想要日本的“味之素”，于是鲍耀明买来味精，去掉包装，分装后和有标示的白糖一起，再放在铁皮盒子里。这样一旦查出，也会认为是白糖。

因为取包裹需要付税，而且不断上涨。比如年，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一盒广式月饼，收税两元。到了年，便涨价至两元七角。为了减轻周作人的负担，鲍耀明有时会选择一些可以预先交税的快递公司，但似乎只成功了几次。

但即使如此，还是发生了多次包裹丢失的情况。根据不完全统计，鲍耀明寄给周作人的物品中，被海关扣下下落不明的有：CARRO巧克力、日本羊毛衬衫一件、松茸、生油、月饼、昆布……有些包裹还会出现部分物品缺失的情况。比如，有一次，明明包裹列单有猪油，周作人甚至为此交了税，但没有当场打开检验。等到回家打开，发现猪油已不翼而飞。周作人感慨，肯定是被人半道劫走了，“毕竟猪油紧俏”。

之所以紧俏，因为当时正值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。周作人的日记里，多见别人送了几个苹果，一听只有芋头没有鸡的鸡罐头，连家养的鸡下了一只蛋，也会不惜笔墨，郑重记下。有一年腊八，周作人甚至没有煮腊八粥的原材料（豆米难买），只得在日记里记下，过过眼瘾，那时候，他已经三年没喝到腊八粥了。为什么选择鲍耀明这个“无名小卒”？鲍耀明后来接受采访时判断：

如果我是出名的人，或者“五四”时代同周作人同辈的人，他绝对不会低声下气地求你：寄点东西给我啦！就是因为我是无名小卒，他觉得无所谓。他知道我是留日学生，认识日文，所以周作人后来写的很多信都是日文夹杂在里面。只要日文更方便的时候，我就用日文写给他，周作人看得明，外人看不懂。我知道当时内地食物很缺乏，因为是三年困难时期，这里很多人寄食物、日用品给内地亲人。所以，我就跟他讲：“在我这里是举手之劳，随时有什么需要说给我听。”这样，他就开始说：“我现在想要点花生油。方便就请寄点花生油给我。”我还问他：“日本方面有很多你或许需要的书籍。我认识点人，你随时跟我说，我也可以寄书给你。”后来他想要什么，我就寄给他。（鲍耀明年4月接受《时代周报》采访。）

因为食物的极度匮乏，周作人甚至会为了一盒煎饼的下落，在信中数次提起。当时香港向北京寄物，似乎时常有丢失，年10月30日，因为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了广式月饼，一直没有收到，周作人在回信中说：

唯别无甚欲得之物，因点心类既不能进口，其余副食品亦不知孰为禁品？倘有罐头“蒲烧”，尚乞酌量购寄，余则不敢望也！

这里的“蒲烧”，是一种日式料理方式，指切开鱼并剔骨之后，淋上以酱油为主的佐料，穿上竹签去烧烤，一般常见的有鳗鱼蒲烧、秋刀鱼蒲烧等。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，娶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，所以，他拜托鲍耀明代购的食物，多为日式，我做了一些粗略的统计，做出一份“周作人食单”，供大家参考：

磯自慢

日本静冈县清酒品牌，鲍耀明寄出的是一瓶“大吟酿”，周作人很欣赏，夸奖“有海的味道”。

福神渍

一种产生于江户时代的日本什锦酱菜，据说材料使用了萝卜、茄子、劈刀豆、莲藕、丝瓜、紫苏、芜菁七种蔬菜，于是用关谷中七福神来给它命名。现在最常见搭配咖喱饭食用。

奈良渍

奈良风味酱菜，将酒糟混入冬瓜、黄瓜、西瓜、生姜等食材中，腌制年期由3年到13年不等，年份越久远的颜色越深。

赤味噌

日本味噌根据颜色可分为赤味噌与白味噌两大类，味噌颜色的淡浅主要是受制曲时间的影响，制曲时间短，颜色就淡，时间长，颜色变深。周作人收到赤味噌之后，“今晨早速制味噌汁尝之”。

玉露茶

一种日本绿茶。我不太喜欢这种茶，周作人却赞为他的“苦茶”。

鲷味噌

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定义“鲷味噌”“肉味噌”这样的东西，究竟算是用味噌腌制的肉碎，还是掺杂了肉碎的味噌。我贪图包装美貌，曾经买过一盒，吃饭时放一坨，比较鲜，但有腥味，不如肉味噌。

田麸

肉松和鱼松都可称为田麸。周作人还专门让鲍耀明给自己买过鱼松。

梅干

日本传统酱菜。我买了一罐回来，吃了三年，还没吃完，因为太酸，一点点可以吃一大碗饭。做成茶泡饭也很好。

味之素

日本味精。第一次寄，味精的袋子碎了，和白糖掺在了一起。鲍耀明重新又寄了一次，因为周作人在信中说，这是羽太信子非常想要的东西。

佃煮

佃煮一般都视为佐饭的配料，味道甘甜而带咸。各种食材均可作为佃煮，我吃过的有鱼、蕨菜、螺肉等。

这些日本土产中，最令我动容的却是一盒东京荣太楼的栗馒头。荣太楼是年创立的东京和果子老铺，所谓栗馒头，是一种栗子馅的和果子。年2月26日，周作人得知鲍耀明的弟弟要去日本观光，便提起想要一盒栗馒头，却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，而是因为“内人近来甚欲得”。当时羽太信子罹患胃病，“终夜呕吐”，思念家乡之物，周作人不顾自尊，写信向鲍讨要。鲍耀明得信后，四处寻找此物，最终居然拜托另一位著名作家，才了了周作人的心愿。

这位作家，便是谷崎润一郎。

谷崎润一郎和周作人曾在年的京都有过一面之缘：

他给人的印象，温和而略带阴性，肤色白皙，态度谦虚，有贵族般的眼耳口鼻，稍稍俯下头，讲话不正视对方，日语发音正确（想不到他的日语讲得那么好），说话声低而文静，我虽未见过鲁迅，但想象得到他们昆仲间容貌性格的异同。不过从周氏的印象，不难发现到他的冷静与幽闲，而鲁迅则辛辣、讽刺。（鲍耀明：《周作人、谷崎润一郎与我》，载《鲁迅研究月刊》，年第9期。）

谷崎润一郎和鲍耀明也相识，在得知了周作人的近况后，他爽快回信，愿意充当周作人的日本代购，“如果还有其他想要的东西，请告诉我”（年7月26日鲍耀明信中转述），“梅肉酱如果合先生的口味，要多少都可以寄给您”（年10月31日鲍耀明信中转述）。这次的栗馒头，最终也由谷崎润一郎买好，先寄给鲍耀明，再由后者寄给周作人。

3月24日，这盒辗转东京、香港的栗馒头终于到了周作人手中，同时寄来的还有猪肉罐头、方糖、奶粉和药物。拿到包裹时，周作人最感慨的，居然是栗馒头的“原盒无损”。然而，信子夫人的病情加重，这时连日思夜想的故乡之物，也吃不进去了。

4月6日，医院急诊，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载：“灯下独坐，送往病院的人们尚未回来，不免寂寞之感，五十余年的情感，尚未为恶詈所消灭，念之不觉可怜可叹。”

前一天，他还在给鲍耀明写信求要炼乳一罐，“系为病人而请求也。北京目下牛奶绝不易得，只有在两周岁内的小儿可以获得，此外虽则病人老人亦不可入手”。然而4月7日下午一点，便传来了信子的死讯。

一直以来，羽太信子是周氏兄弟失和之谜的关键人物，许广平回忆，鲁迅取的笔名“宴之敖”，也和她有关：“先生说，宴从宀（家），从日，从女；敖从出，从放，意思就是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撵出来的。”1有人说，周作人怀疑鲁迅偷看信子洗澡，有人说，鲁迅看不惯信子花钱大手大脚。在舆论史家之笔中，她是悍而贪财的妇人；在周作人的日记里，也有晚年得了神经衰弱的信子时常向他无端发火的记录。

然而，周作人也为了这样的信子不断地给鲍耀明写信要食物，甚至不惜麻烦谷崎润一郎，也是为了这样的信子灯下独坐，又“可怜可叹”，可见周作人对信子，恐怕还是有许多真感情。

他一直坚定地站在信子这边，为了信子和哥哥鲁迅翻脸，直到晚年，还认为“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（朱安），对于某女士（许广平）常有不敬之辞……传闻到了对方，则为大侮辱矣，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”。

年1月26日，周作人给鲍耀明的信中，第一次称呼他为“兄”。对于这个改变，他很郑重地写信解释：

我趁这个时候，想改变一下称呼，好吗？我照例有这么一个习惯，便是写信总称先生，若是熟识的人则叫作兄，现在我们虽是没有见过面，也是很熟习的了，以后就改称一下，不要说倚老卖老吧？

在这之后，他一直保持这个称号。当然，鲍耀明还是一如既往地以“先生”尊称周作人。但我想，周作人对于鲍耀明的帮助，是颇感温暖的。

何况，他也并非一味受恩惠，鲍耀明收到了周作人寄来的书画和信件，除了手稿，还有胡适、徐志摩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人的通信，甚至连大书法家沈尹默给周作人写的“苦雨斋”横幅，也寄了过来。在后来接受采访时，鲍耀明还是表示，不知道周作人为什么要寄这么多东西过来。

我却明白，一是为了知恩图报，更重要的原因，是这位失意老人在落魄之中，维护自尊的唯一方法。

年，周作人和鲍耀明停止了通信。8月24日，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11号，宣布对周作人实行“无产阶级专政”。红卫兵命令81岁的周作人跪下，老实交代罪行，并用皮带抽打他。后来，鲍耀明收到周丰一寄给他的周作人日记，这天起，周作人写了六十多年的日记也被迫停止。

周作人的孙子周吉宜当时16岁，他回到家里时，看见祖父则倒在屋前的地上。“他始终侧着身，用胳膊肘撑起上身，撑不住了就换另一边，我从没见过他仰天躺着。”周作人以这样的斯文不肯扫地，在地上待了两三天。

那些梅干、盐煎饼与和果子只能存在于他的记忆中，红卫兵给周作人定的生活标准是每月10元，周家老保姆是15元。粮店被红卫兵告知，只能卖给周作人粗粮，周作人一日三餐是玉米面糊糊就酱豆腐。由于营养不良和长时间躺着，他的两条腿很快浮肿。

周作人写过不止一封信给周恩来，他好几次在皱巴巴的四百字红格稿纸上写下请求“政府颁布安乐死卫生条例”的“呈文”，让儿媳避开红卫兵送去派出所。他八十岁时刻的那方印章，正是他晚年的写照——

寿则多辱。

本文选自《民国太太的厨房》，可长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