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无烟日

让我们一起跟香烟说NO

珍惜生命?远离香烟

5月31日

#无烟北京#01年5月31日是第34个世界无烟日，《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》6周岁了，让我们一起对吸烟说不！吞云吐雾的家庭并不酷，甚至有毒，让我们一起创建无烟家庭，远离烟草，守护健康。加入#无烟家庭#创建活动，转发就是行动。

烟草的前世

烟草属于茄科（Solanaceae）的烟属（Nicotiana），目前已发现的烟属有66种，主要发现于美洲、大洋洲及南太平洋的少数岛屿。早在公元43年，位于墨西哥贾帕思州倍伦克地区一座玛雅神庙中发现，玛雅人举行祭祀典礼时，一个祭司身穿华丽礼服，捧着一根管状烟斗，正在一口一口的吞吐着烟雾，他的头上还带着帽状的烟叶。画中的这位主人公，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吸烟者。

神庙墙壁中的玛雅祭司吞云吐雾

而且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枚可以追溯到公元年的一个盛放烟草的容器，上面的镌刻着象形文字，经翻译后，写着“他/她的烟草容器”，可以想象，在新大陆发现前近千年前，烟草就成为当地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了。

迄今发现最早的烟草容器

新大陆的发现，同时也是诸多新植物的发现史。同土豆和玉米等植物一样，世界烟草的流行同样从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开始的。年，哥伦布的船队横渡大西洋，在西印度群岛的圣萨尔瓦多登陆，最后到达古巴、海地。航海日志记载，他的船队到达圣萨尔瓦多的瓜拉尼岛时，看到“无数人，男男女女，手里拿着火把和烟草在吸。”哥伦布在日志中记道：“星期一，10月5日，在海上，约在圣达玛利亚与裴南第大岛之间，遇一人驾独木舟由圣达玛利亚往裴南第大岛，其携土质面包一块，如拳头大，水一瓢，红土少许，粉碎后搓揉，外加干叶”这些就是哥伦布所记载的最早的烟民。

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与最早的“烟民”

烟草的传播已经是半个世纪后了，年航海到美洲的葡萄牙水手高斯，第一次把烟草的种子带到葡萄牙，并种在里斯本。年引种入西班牙。年法国驻葡萄牙大使Jean·Nicot将烟草种子带回法国，并宣传其是一种药用植物，在庭院作为观赏植物来试种，后来又把烟草献给皇后卡萨林，从此皇后迷上鼻烟，并称其为尼可特草，烟草在法国上层社会也风靡起来。

随着烟草的风靡，香烟随之产生，无论是作为“观赏植物”还是缓解疲劳的作物亦或是带来刺激的源动力，烟草逐渐成为各个阶层喜爱的休闲成瘾品。

女神也爱抽烟

烟草传入我国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（-），由菲律宾的吕宋岛传入厦门，时人称为“吕宋烟”。最早种植烟草的是漳州，但也有人认为是先传入台湾，再自台湾传入漳州、泉州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没有烟草的记载，而在赵学敏的《本草拾遗》中，烟草归于火部，并因自张介宾《景岳全书》中“烟草味辛气温，性微热……此物自古未闻，近自我明万历时，出于闽广之间，自后吴楚地土皆种植之”。吸烟时，烟气“能醉人，用时微吸一二口，若多吸，令人醉倒”，还“须开喉长吸，咽下令其直到三焦。其气上行，则温心、肺，下行则温肝、脾、肾”。所以在明朝时，我们的老祖宗也开始吸烟，并已知晓吸烟方法且引为药用。

烟草的今生

学术界开始 　　烟草在进入中国的同时，还传入了一个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故事：当时，吕宋岛上淡巴国公主死后，被弃于野外，不成想，她在闻到烟草的香味后竟然苏醒了过来。从此，被译名“淡巴菰”的烟草又有了神奇的名字“返魂香”。 　　《露书》还记载，烟草“能令人醉，亦辟瘴气，捣汁可毒头虱”。古人还相信，烟草能治畏寒、发热等所谓“寒疾”。明末人王逋曾在《蚓庵琐语》中记载：“烟叶出闽中，边上人寒疾，非此不治。” 　　明末人姚可成辑《食物本草》中还有一观点，认为烟草能“当饭吃”，称“凡食烟，饥能使饱，饱能使饥，醒能使醉，醉能使醒，一切抑郁愁闷，俱可藉以消遣，故亦名忘忧草。” 　　明崇祯皇帝两次颁布“禁烟令”明清两朝都曾不止一次地发过“红头文件”，要求国民戒烟，禁止官员在衙门等公共场所内吸烟。明末崇祯皇帝朱由检看到烟草的危害，曾两次颁布“禁烟令”。《玉堂荟记》记载，“己卯，上传谕禁之，犯者论死。”己卯年，即崇祯十二年(公元年)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朝廷发出的第一道“禁烟令”。 　　当时，有一个会试举人不知道皇上已下诏开始禁烟，他带着仆人携烟入京，暗地里出售，被稽查队抓到，结果次日被处死于西市。但没过两年又开禁了。崇祯十六年，朱由检再下禁烟令，与上次一样严厉。明末史学家谈迁《枣林杂俎》一书中记载了朱由检再次禁烟一事：“敕禁私贩，至论死。” 　　朱由检的初衷是什么？依杨士聪所说，是为了防止“亡国”。古人多迷信，皇帝朱由检更不例外，崇祯皇帝乃“燕王”朱棣之后，京都又是“燕京”。“烟”与“燕”音相近，“吃烟”就是“吃燕”，有吃掉燕王之后、破燕京之嫌，出于避讳，朱由检下了禁烟令。 　　烟草与明朝灭亡的关系，当时还有一说。明崇祯四年进士吴伟业在其撰写的《绥寇纪略》中记载，明熹宗天启年间，坊间曾流传过一首童谣，其中有一句是：“天下兵起，遍地皆烟”，这首童谣后被看成是预言明朝灭亡的谶语。 　　在今天来看，“吃燕”与“天下兵起，遍地皆烟”不过是一种附会，或是巧合。但是，烟草除有害国民健康外，还影响了社会稳定、干扰了国内正常的粮食生产和经济秩序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清太宗皇太极入关前已颁禁烟告示吸烟全面盛行，是在清代。清康熙年间的刘廷玑在《在园杂志》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：“今则遍天下皆有矣……黄童白叟，闺帏妇女，无不吸之，十居七八，且时刻不能离矣。” 　　中国禁烟史上力度最大，且明确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，也是在清代。清朝前几位皇帝均视烟草为“妖草”。皇太极入关前，烟草已在关外流行，时为后金首领的清太宗皇太极，于天聪九年曾检查大臣“不遵烟禁犹自擅用”的问题。天聪九年即公元年，系明崇祯八年，皇太极禁烟甚至比明朝崇祯皇帝早4年。 　　清太宗崇德四年(公元年，崇祯十二年)六月二十六日，后金户部还颁发了一则禁烟告示，明文规定，“不许栽种，不许吃卖”，如果违反规定，“被人捉获，定以贼盗论，枷号八日，游示八门，除鞭挞穿耳外，”还“罚银九两，赏给捉获之人……” 　　清太宗崇德四年的禁烟告示皇太极还曾下旨禁止贩卖烟草：“凡犯禁者，一斤以上先斩后闻；未满一斤者，囚在义州，从重科罪。” 　　清军入关、夺取全国政权后，又发出了几次禁烟令，明确规定不得在公共场所吸烟。康熙皇帝带头不吸烟。李伯元在《南亭四话》中记载，康熙驻跸德州时曾赋“禁烟诗”：“碧碗琼浆潋滟开，肆筵先已戒深杯。瑶池宴罢云屏敞，不许人间烟火来。”后来的雍正皇帝、乾隆皇帝等也都曾发过禁烟令。 　　事实上，古代“禁烟令”虽然多，但从来没真正禁住过，如禁烟最严格的皇太极，仅因“禁不止”，竟然主动撤销禁烟令，只要求民众自种自吸，不要再到朝鲜去购买即可。如果说古代禁烟最彻底的，大概非太平天国莫属。《天条书》明确规定：“凡吃黄烟者，初犯责打一百。枷一个礼拜；再犯责打一千，枷三个礼拜；三犯斩首不留。”民国禁烟民国也有大规模禁烟运动，蒋介石下令禁止纸烟广告民国时期，为禁绝鸦片烟毒，政府曾做了些工作，禁毒取得一定成效。在禁毒的号召声中，又延及到了禁吸纸烟的问题。0世纪30年代，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新生活运动，试图改造国民之习性。年月19日，蒋介石做了名为《新生活运动之要义》的主题发言。他提到了一个在南昌街头吸烟的孩子:前几天我还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学生吸纸烟，这样还了得吗？他做学生的时候就要吸纸烟，长大不会吸鸦片烟吗？当时我因为车子走得太快，不便拉他，你们一般教职员，或警察，应当也看见，看见的时候，就要拿来处罚！然后他又回忆起他在处理福建事变期间，在建瓯执行军务时，曾看到一个抽烟的孩子:“我此次到了建瓯，有一回发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，在街上吸烟，虽穿了很好的衣服，还是一点教育也没有，因此我随即叫他的父母来要办他，从此以后，建瓯就少有小孩子吃烟的了，由此可见转移风气，改造社会，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。”年1月蒋介石去浙江的时候，看到很多大幅纸烟广告牌，非常生气，亲自发电报给浙江省，命令他们禁止纸烟广告。同年5月，蒋介石向全国发表了《新生活运动纲要》，纲要附10条《新生活须知》，因其“第6款之新生活中之食”有“鸦片屏绝，纸烟勿吃”一语，一场波及全国诸省的禁吸纸烟活动，随着新生活运动开始了。福建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刚一成立，当即发布《通告》，声明“本周为不吸香烟运动周”，并限定二日以后，摊贩不许贩卖香烟，行人不许在路上吸食香烟。甚至还有地方拘拿卷烟商贩。推行新生活运动中出现的大规模的禁吸烟运动，惊动了国民政府的高层。财政部长孔祥熙为确保国家税收，报行政院批准，决定“对吸食卷烟，暂缓禁止”。清代名医已提出吸烟有害健康如今的香烟盒多标有“吸烟有害健康”的提示，早在清代，名医张璐已在其所著的《本经逢原》中提出：“岂知毒草之气，熏灼脏腑，游行经络，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。”清人陈淏子在《花镜》中也提出，烟草“久服肺焦，非患膈即吐红。抑且有病，投药不效，总宜少用”。 　　清代名医吴澄在《不居集·烟论》中甚至认为，“无病之人频频熏灼，津涸液枯，暗损天年”，对吸烟者提出了警告：“虚损之人，最宜戒此。” 　　清代医学家吴仪洛在《本草从新》一书里干脆将烟草列入“毒草类”。其卷四中的“烟”条称“火气熏灼，耗血损年，卫生者宜远之”。并附注，烟草“最烁肺阴，今人患喉风咽痛、嗽血失音之症甚多，未必不由嗜烟所致”。 　　吸烟有害不言而喻，故古代有识之士一直呼吁人们远离烟草。清康熙三十年进士张翔凤在《种烟行》诗中即称，“吁嗟老农勿健羡，此物鸠毒奇莫居。” 　　为此，古代医家还曾使用很多方法来消除烟草带来的危险。《药性考》用“煎胡黄连合茶服之”，解烟毒；《医奥》以“黑砂糖合井水服之”，解烟毒；《景岳全书》中拿白糖来“解醉”；《梅谷偶笔》则认为红砂糖、甜瓜子可以解烟毒。　明清时期烟草行业盛行缘于暴利《玉堂荟记》记载：种烟“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” 　　既然烟草有害健康，吸烟为何还那么盛行？除了吸烟本身易成瘾外，与背后的暴利有直接关系。王逋《蚓庵琐语》记载，“关外人至以匹马易烟一斤。”烟草当时还是一种重要的出口货品，俄罗斯人最喜欢购买。据清康熙时期的方式济所撰《龙沙纪略》记载，“边卒携一缣值三四金者易二马，烟草三四斤易一牛……” 　　徐珂《清稗类钞·农商类》中记载，有一个叫郑翁的烟草商，“不数年，积资巨万矣”。清嘉庆二十年举人包世臣在《安吴四种》中记载，当时山东济宁的烟草种植与加工已成为当地最重要的经济来源，当地烟丝加工作坊有6家，每年仅卖烟丝便达白银00万两，雇用烟草种植者余名，获利甚厚。据明末清初史学家杨士聪《玉堂荟记》记载，明代末期，在北方种植烟草，“一亩之收，可以敌田十亩”。 　　到了清雍正、乾隆时期，利润稍有下降，但仍大大高于种植粮食作物。乾隆年间的文学家、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在乾隆年间，曾上《请定经制札子》(见《方望溪全集·集外文》)。奏称：“老少男女无不以烟相矜诩，由是种烟之利独厚，视百蔬则倍之，视五谷则三之。” 　　清乾隆二年进士彭遵泗也在《蜀中烟说》中记述，当年在四川种植烟草“大约终岁获利过稻麦三倍”。有如此“厚利”，怎能不“民争趋焉”？有的地方“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”。 　　由于烟草对肥料和地力要求高，“种烟必须厚粪”，而且费工费时，严重影响了粮食作物的生产。清人刘汶在《种烟行》诗中感叹：“愚民废农偏种烟，五谷不胜烟值钱。岂知谷贱饥可饱，忍使良田滋毒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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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封来自北京协和医学基金会（医院）的感谢信